一九四二的评价与打分_ 期望越高失望越大

人气 4584   2013-3-26 11:51

一九四二的评价与打分

一九四二的评价与打分

其实看完了冯小刚导演的电影1942之后,除了觉得很悲剧以外,对于里面的人物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记忆,单单就这一点上来说,关于1942的评价与打分就不是很高了,人物不鲜明,观众印象不深刻,这就是电影的失败之处。

可能是期望过高,而且《集结号》、《唐山大地震》还算不错的铺垫,都让人以为冯小刚可以充分驾驭这样一个大的题材,但期望愈高失望愈大,因为是前期的宣传太高,所以就感到没那么好了。其实,即便是《集结号》与《唐山大地震》,域向跟大陆的导演出品比还算可以,如果跟境外欧美导演的佳作比,差距也不是一星半点。所以,感觉冯小刚还是多拍一些喜剧片为好。

以上算是一个简略的观影感受,这不代表《一九四二》就没有意义,恰恰相反,《一九四二》留给人的反思太多了。用一部电影,引起举国讨论,并有所思考,这样的功劳,是怎么夸耀都不为过的。凭这一点,《一九四二》就很值得一看。更多的话题,在电影之外。

1942年,中原大饥荒,史书记载死亡300万人。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,而且让人心痛,这距今不过才80年。而如果没有《一九四二》,中原大饥荒这件事,怕还会继续被尘封在纸堆里而少人问津。1942年的中原河南,全省3000万人,死亡300万,1/10的比例,而在豫北的重灾区,比例还会更高。

《一九四二》的剧本在1993年即到冯小刚的手上,最终拍成,中间却用去了18年的光景,想当年,冯小刚的皮肤还是光洁无暇的时候吧。不知道,被搁置的18年之中,有多少是政治的成分。因为提到饥荒,不仅仅是1942年被人忘记了,在之后不到20年的时间,在共和国的1959年-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发生的饥荒及饿死人的事情,我们也被选择性地遗忘了,或者说是被选择性地没有被告知,想知道却无法知道真想吧。在这后一个三年自然灾害里,中国大地上死去的人数更多,达到2000万以上,是1942年的几何倍级以上。而到目前,具体死亡了多少人,也无法真实知道,只要杨继绳老师的《墓碑》为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,但因为是个人立史,尚需要更多的佐证与资料补充。看《一九四二》就必然让人想到1959-1962,怕这也是《一九四二》被延误1年的原因之一。

其实,对于饥荒与死亡,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获得者阿玛蒂亚•森在他的研究中已经给出了充分的解释。森认为,自然灾害是不会让人死亡的,无论是旱还是涝,或者是其他灾难,大自然是不会让人死亡的。森认为,自然灾害中让人死亡的根本原因是不公正的权力与制度,而不是自然灾害自身,饥荒不仅源于食物的缺乏,更源于食物分配机制上的不平等。孔子云“君子不患寡而患不公”,而大抵是这个意思。森认为,即使是最贫穷的国家,只要政府采取了得当的干预措施,也能顺利渡过严重的水旱灾荒。要政府认真努力,饥荒实际上不难预防与救治。由此,他的结论是:“事实是显著的: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,从来没有一个独立、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。无论找到哪里,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。” 他还以印度为例指出,印度的最后一次饥荒发生在1943 年,而自1947 年独立,有了多党制和新闻自由之后,便和其他民主国家一样,再也没有出现过某些专制社会、殖民地、一党制或军事独裁国家一再出现的大饥荒。想一下目前的朝鲜,还有非洲上的国家,就真的会发现,饥荒与饿死的人情况,就仅仅发生在专治的国家与时期内。1959-1962年时期大陆所造成的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,也正如当时的极左思潮的泛滥密切相关。这也是我们必须深思的地方,如果在中国再也不出现那样的历史时期,就必须在政治上不走回头路,持续保持改革与开放。这个话题本来可以挖的更深一些,但限于篇幅与文章发表所能有的尺度,就不再继续说下去了。或许,以后换个场合,或者换个引子,可以将这一话题好好地阐释一下。

因为这是一篇影评,还是回到《一九四二》上,以影片中一位主人公的视角来说道说道,这便是阿德勒安•布罗迪饰演的美国《时代》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(本名西奥多•H•怀特 Theodore White)。其实,在当年,中原旱灾的严酷,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白修德才得以缓解的。当时,白修德从1942年战时的陪都重庆来到了河南,亲眼目睹了遍地哀鸿、饿殍盈野,看到人相食,野狗吞噬尸骨的情况,他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一切,并且绕过了当时的新闻审查,直接在美国《时代》周刊上进行发表。当时正好是宋美龄访美期间,一时引起轰动,也让宋美龄颜面大失,勃然大怒。之后蒋介石接见了白修德,并且迅速展开了援救,赈粮被运到了灾区,饿死人的情况得以缓解。中国时任总统蒋介石在接见白修德时表示,认可了白的做法,并指出他做的记录比当时中央派往河南的调查员更有效。

白修德的做法,在美国的大刊上直接发文,然后以国际压力向中国政府施压,这实际上是对主权的一种干涉。何况,白修德的做法还是绕过了中国的新闻审查,从制度上就不符合中国的规定。这种做法已经超出了一个记者应该做的事,需要更大的悲悯与同情心才能做到。何况,在当时,不仅当时还是之后,白修德都是以亲共而存在的,并且为此在之后受到了美国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的迫害。无论是个人立场,还是报道的手法,还是报道的内容,白修德在当时的做法都不为中国政府所能容忍。好在,白修德没有私心,而且他也只有这样做,才能真正地去帮到灾难中的河南。即便是到了今天,作为中国人,都应该去感谢白修德,如果不是因为,还不知道河南将会继续死去多少人。

如果站在民族的角度,这就是一个悖论,认同了白修德,就是对自己主权的一种妥协与暂时性放弃。而坚持主权,则灾区中的人还将会继续挨饿受冻下去,冻馁贫困,不知死伤凡几。而要正视这个问题,就必须要认清楚,新闻媒体的“第四权力”的说法的含义,它出乎于立法权、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之外,形成自成体系的一种权力,独立而自洽,自成一格,并发挥作用。而且可以超出国境,只对真实与客观负责。它关注的是最根本的人权。那么,人权高于主权,就会成为必然的。其实,在目前的国际社会上,人权高于主权,已经成为一种普世价值,但这种价值观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。在我国,包括我们身边的很多具体的个人,都还无法去接受这一观点。

但白修德的做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无论接受还是不接受,在现实面前,都无法更改。我想,这就是观看《一九四二》的副产品之一,值得我们去好好地思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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